新興科技首先改寫了所謂現實環境的定義，真實與虛擬的辯證關係因而成為人文學者關切的重點之一，並引發關於「後虛擬」（post-virtuality）的種種思考。「後虛擬」彰顯了奠基於既有「虛擬」概念的思考框架之不足與待補性，亦指涉人文論述與新科技中介雙重意義上的典範轉移。在人文概念上，它深切意識到後人文思維對於「實體=人」（virtus）之中心論之解構，亦挑戰西方思想中actual/virtual 論述在當代世界的適用性。在新科技介入方面，它直指虛擬與虛構之「真實性」與效用，迫切回應「科技建構之日常」、「網路社會」與「直播或遊戲社群」裏多層時空、人流、圖文的亂流中，虛擬與現實交錯的複雜互動層次。

　　除了改變生活情境之外，新興科技更衝擊了定義生命的既有邏輯。如果如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生命」在十九世紀生物學發韌前並不存在，亦即生物學定義了以有機體為基準的「生命」概念，並歷經了分子生物學的增補修訂，那麼當今資訊科技與生物科技的結合，以及凱利（Kevin Kelly）口中機械與生命體融合所產生的種種人造活系統，可說催生了種種銘刻於技術物或數位物等非有機體中介的「後生命」，新的生存樣態亟待相應的新思維。此外，相對於以有機體死亡之對反自我定義的「生命」，「後生命」似乎不以肉體之消亡為其界限，對超越有機體生死對立範疇之生存形式的思考，也與媒介∕鬼界的相關討論產生了新的連結。鬼魅自十九以來一路纏祟逐步發展之視聽媒體科技，不僅讓視聽科技因而被視為一種鬼魅結構，而鬼魅作為一種銘刻於技術與數位物質之上的後生命，至今在幽冥與人世、科技與自然的新邊界游移，持續揭示生成異質現實與另類存在的生命型態。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紀末所謂的鬼魅轉向中，人文學者基於鬼魅介於可見∕不可見、生∕死、物質∕非物質等的臨界特性，以及其所激發的強烈情感如恐懼與執念，進一步將鬼魅概念擴展為理論工具，據以分析當代種種社會、倫理與政治問題，例如歷史傳統與變遷力量的拉扯、個人與集體的記憶創傷、社會常態主體對各種畸零樣態的排擠、以及科技媒體的運作機制等。而在後人、後虛擬與後生命的視野下，我們如何從鬼魅論述凸顯的各種時空交疊現象出發，重新思考記憶如何透過外在的技術得以保存、時間如何被感知、歷史如何被建構與理解，甚而如果我們如何在時間沉澱為歷史層疊而非開展為線性軸的當下開創未來，都是人文研究者必須面對的挑戰。